一般来讲，西方历史学家对社会理论的建构并无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在经过历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之后，许多人重新推崇十九世纪历史研究的叙事风格和修辞技巧。
这点可从最近欧美出版的一系列以宏大叙述为主旨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印证。
以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期为例，不少史家论著早已确立典范的地位，譬如对进步年代的改革运动及其动因的解释，如身份政治变迁、组织化社会的形成、中产阶层意识的觉醒和反抗现代性等，都曾广受肯定。但这些论述的共通之处，则都把视野和案例局限于民族国家和北美地域之内，很少从全球角度加以思索。
在不断加深对美国自身变革动因与细节的探索间，一种以美国经验和发展模式为主的例外主义思想也日趋成型，并传承至今。
这种话语之强势，即使在今日美欧地区一同陷入经济社会的双重危机之中，我们依然能够听到美国媒体指责欧洲的福利制度和其低效的政府治理能力，却对自身的社会困境莫衷一是。
美国对彼时欧洲先进政治事务的看法亦不是用滞后和先进之说而划分的，而更多从两分法来审视。譬如，留德的美国人把德国描述为罗马神话中的双面之神尤努斯，即反动和进步两者的共存。
美国人普遍信奉实用观念，这让他们对欧洲的制度采取一种极为功利的态度，他们试图找寻欧洲制度中好的，可以带回去的部分，却对那些由此而生的其他社会政策不为所动，“我们可以从欧洲学习很多东西，但我们将在未来的一刻钟内就要反馈给他们更多的改革，比他们在全部历史上想象的都多。”而历史确实给美国人以反超的机会，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葬送大西洋共同体纽带的连续性，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化进程被塔奇曼所描绘的“八月炮火”和欧洲极权主义的兴起所阻隔，一场看似光明无限的改革进程戛然而止。
冷战时期的美国开始其前途未卜的社会改良实验：美国人有自己的福利国家图景和规划，无需探询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一种新旧兼有的局外人思想，牢固占据美国人的头脑。
